《金刚经》是佛教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它最伟大之处就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以下是金刚经讲义江味农，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般若类经典是公元前后印度佛教大乘思潮的产物，其以理论色彩浓厚，涉及问题众多，影响深远而久负盛名。其中《金刚经》言简意赅，是般若经典中的著名篇章，是汉传佛教界流通最广，诵持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典。《金刚经》宣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此经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第一希有法”、果报不可思议，历来备受佛教各宗派所重视。禅宗与《金刚经》的因缘尤为密切。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即以《金刚经》传法印心，六祖慧能大师听闻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可见此经对禅宗修学的重要性。《金刚经》对于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在教内极受重视，也得到了教外的普遍关注。毛泽东主席在外出途中，常携带《金刚经》加以参究，与赵朴初、十世班禅等佛门大德都曾探讨过《金刚经》的相关问题，并且说：“《金刚经》值得一读”[1]。由晋至唐，《金刚经》在我国的翻译多有译本，因译者之不同，名称也有所差异，其中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六年(404)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出三藏记集》卷二中有著录：“《金刚般若经》一卷，或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是《金刚经》的第一个汉译本。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达意为原则，意译为主，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流传甚广，广为教内外所持诵、抄写、宣讲和注疏，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我国，注疏《金刚经》的疏本繁多，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判释系统，最早有鸠摩罗什门人、被誉为“解空第一”的僧肇撰写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随后又有三论宗吉藏法师所著《金刚般若疏》、天台宗智顗大师所著《金刚般若经疏》、华严宗智俨法师所著《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疏》、唯识宗窥基法师所著《金刚般若经赞述》、《金刚般若论会释》、宗密法师所著《金刚般若经疏论纂要》等疏本传世。除此之外，另有明代著名高僧紫柏真可、蕅益智旭等注疏流传，及至近现代，太虚法师、慈舟法师、印顺法师、圆瑛法师、江味农居士等也有相关论述和讲记流传于世，而在众多《金刚经》疏本中，尤以近代著名居士江味农所作的《金刚经讲义》内容最为丰赡，讲解最为全面，且通俗易懂，自成书以来，深受佛教界所重视，先后有蒋维乔、周清圆、范古农等著名居士呕心沥血促成出版，广为学佛之人所熟识。
一、《金刚经》的翻译版本及其主要思想
《金刚经》汉译本除了姚秦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外，后又有北魏菩提流支和南朝陈真谛相继翻译，名字都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经的第四个译本是隋代达磨笈多翻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唐代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与隋译名字略近，是第五次翻译。此后，唐代义净第六次翻译此经，称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或《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以上六个版本在《大正藏》中均有收录，其中玄奘译本并没有单独列出，而是收入《大般若经》之第九会，即第五百七十七卷中。另外，在《大正藏》中还有一种元魏留支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附于菩提流支译本之后，据此《大正藏》共收录七个本子。由于菩提流支的译本在宋以前已佚失，宋代《思溪大藏经》误将真谛的译本重出，当作菩提流支的译本纂入。元代刊刻《普宁大藏经》时，从菩提流支翻译的《金刚般若经论》中辑出经文，重新刻印流通。所以《大正藏》中所收的元魏留支译本是一个伪本。
这部经的六种译本中，前三个本子均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三个本子增加“能断”二字。玄奘曾谈及新译与旧译的差别时说：“据梵本，具云《能断金刚般若》，旧经直云《金刚般若》。欲明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而分别之惑坚类金刚。唯此经所诠，无分别慧乃能除断，故曰能断金刚般若。故知，旧经失上二字”[3]。玄奘认为，“般若”是能断的智慧，“金刚”如所断的烦恼。烦恼如金刚一样坚硬而难以降伏，只有此经所宣示的无分别智慧才能净除。所以将此经译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而按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将“般若”比喻为金刚，因为世间之物金刚最为坚硬，能破坏一切物体却不被他物所坏。“般若”也是如此，能够破坏一切烦恼，但却不被烦恼所坏。所以从“金刚”所比喻的对象看二者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玄奘译本是将“金刚”比喻为所断的烦恼，而罗什的旧译本则将其比喻为能断的智慧。但是从二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来看，都是要说明“般若”能够断除一切邪见妄执等烦恼，所以其含义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太虚法师在讲《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时曾谈到这两种说法：“‘能断金刚’有两种解释：一、以金刚喻菩萨的智慧。菩萨有如金刚的般若慧，所以能断一切无明烦恼，于是金刚是能断，无明烦恼是所断。二、以金刚喻所断的分别疑惑。就是由颠倒分别所起的最坚、最利、最细的妄执疑惑，而以此经的般若慧能断尽无余，于是金刚又是所断了”。[4]
“般若经系”庞大，《金刚经》是其中较早出现的经典之一，历来备受世人关注，多有发挥。《金刚经》主要阐发了“世俗世界的一切现象(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们所见所思维的一切对象(法相)均属虚妄;人们用言语表达的事物，包括佛所说法，都非真实。因此，佛所说法，不可以言取，佛不可以相取。把握佛的真髓(如来)，就只有去把握实相，而实相则是非相，既不可言说，也不可思议。唯一能使菩萨修道者达到心清净的方法是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心”[5]。早期禅宗主要以四部《楞伽经》为宗经，后来融摄《金刚经》思想加以阐发，更加完善了自身理论。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通过听闻《金刚经》而开悟的，他对《金刚经》的主旨做了很好的总结，他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离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之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于诸境上，心不染著，不于境上生心，就是无念。念念不住，即是无住。
《金刚经》围绕须菩提长老的两个问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无上正等正觉之心，也即是成佛之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展开，深入阐发了般若空观的奥义。佛答：“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6]此说的是破相、去执、无我的道理，菩萨不应执着于相，但又不能落于绝对的空无。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并非无事可做，否则会堕入小乘的灰身灭智，放弃了大乘菩萨普度众生的责任。接着佛又回答：“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7]菩萨一方面要不著于相，另一方面还得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只是应生无所住心而行六度。破相讲的是空慧的道理，但修菩萨道还得积聚福德资粮，没有福德资粮也是成不了佛的，只有福慧双修，才能圆成佛道。修福德资粮以布施为最，包括财布施、身布施和法布施，其中以受持说法的功德最大。《金刚经》阐发的福慧双修的道理是进入佛道的关键，因此此经在佛教界极为受到重视。
《金刚经》阐释的是佛教最高深的智慧，即佛教的.空性，而不是所谓的世俗聪明才智。能够体悟佛教的空性，就能见性成佛。如何才能体悟这种空性呢?要从破相、去执、无我三个方面去体会。
第一，破相。凡夫执著世间的名相，汲汲一生，无非为名为利，头出头没，没有了时。既没有认清世界的真相，也迷失了自己，很是悲哀。《金刚经》反复宣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指出世间的一切不能独立而自存，事物的存在有赖于因缘的凑合，缘散复归于无，如梦幻，如露电，这即是空。如能认识到空性，就能明白相即是非相的道理。
第二，去执。明白了相即是非相的道理，就能放下执著。凡夫追求的名利，到头来不过是过眼烟云，汲汲追逐，得不到会很痛苦，就算得到了，也只是暂时的保有，终究不能长久，虽然一时得到了满足，终究还是痛苦。只有放下执著，心境才能变得宽敞明亮。
第三，无我。人一生最放不下的是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执实为自己，于是与滋养、满足、放纵身体相关的财利名声都看作是自己的，不惜一切代价尽量攫取，牢牢不放。既造成自身的痛苦，也给他人带来困扰。有的人物欲淡泊一些，能够放下财色名利，但不一定能放下自我。本经一再宣说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其实何为我?我是谁?能把自己的身体看做自己吗?能把纷飞的妄念当做自己吗?身体没有了，自己在哪里?因此只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才能放下自己，才能体认空性。
二、江味农生平及与《金刚经》的因缘
江味农，原名忠业，字味农，法名妙熙，晚号定翁，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世寿67岁。居士原籍江苏江宁南乡凌阁村，幼年随祖父寄籍湖北服官，在家塾攻读儒书，天资聪颖，学而能解，光绪二十八年(1902)乡试中举，为官道员候补，但不乐仕进。居士自幼随祖父持诵《金刚经》，终生不辍，中年丧偶后感悟人生之无常，故潜心学佛，不拟续娶。后以亲命难违续娶继室，然他素有出家之志，以父母在而未决。1917年，江味农父亲亡故，母亲郭太夫人自幼奉观音大士，在居士的劝说下长斋茹素，虔诚礼诵。1918年春，江味农礼禅宗大德微军和尚为师，受菩萨戒，此后终身虔习佛法，广弘佛教。同年，江味农受上海著名善士简照南所托，携10万银元远上华北赈济灾民，在北京结识近代著名居士蒋维乔、徐文蔚、梅光羲等人，并与之共创“北京刻经处”，时逢徐文蔚等发起讲经会，礼请宁波观宗寺谛闲尊宿北上讲经，遂在听经之余与蒋维乔等作听经笔记，并整理为《圆觉经亲闻记》，得到了谛闲尊宿的赞许。后又于1921年，谛闲法师在上海功德林宣讲《大乘止观》之际，为之记叙笔记，并且发挥成书，谛闲尊宿命名为《大乘止观讲记》。1931年，江味农应蒋维乔等居士推举为上海省心莲社社长，1934年开始在省心莲社开讲《金刚经》，所积累之讲稿即是后来出版之《金刚经讲义》原稿。1938年，江味农旧疾复发，卧床不起，于农历五月十八日安然长逝。
江味农居士一生学兼儒释，学养深厚，佛学造诣颇深，既从学大乘经典，涉猎显密，又深谙净土修学之法门。唐宋以后，以弥陀净土为旨归的净土信仰影响日广，既有专门弘传净土法门的净土宗创立，也有禅宗、天台、华严诸宗兼弘净土的局面，“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成为了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的真实写照。《四十华严》最后一品《普贤行愿品》最后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弥陀净土，加深了华严经系、普贤菩萨与净土信仰的关系，遂成为“净土五经”[8]之一，历来为修学净土之人广为念诵。江味农居士一生弘传佛教，心系净土，注重讲闻，贻学后人。1938年，即使在弥留之际犹遗言后学“修持以普贤行愿为最要”。晚清以后，中国佛教亟待复兴，日本密教(唐密)回传，藏传佛教东来，对内地学佛具有较大的影响，江味农居士也不例外。1921年，因郭太夫人病重，江味农返回上海，亲见郭太夫人往生之种种祥瑞，更是增加了学佛的信念，但也有感于多生多劫的习气一时难以革除，想借密宗神咒之力加以消除，于是返回北京随正在北京传授日本东密的觉随和尚听受密法，后又与觉随往日本高野山修学密法，后因事未得修学而返回上海;1925年7月，应关炯之、闻兰亭等人敦请北京雍和宫著名喇嘛白普仁尊者携带全部法器和28名喇嘛南下上海，修供“金光明法会”，传“大白伞盖度母”灌顶，江味农陪同襄助，辗转于上海、杭州、长沙、武汉、九江、南京等地数千公里，从学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