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旧三农问题”巳逐渐被“新三农问题”所替代，特别是“农民上楼”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城市化建设使大批农民搬迁上楼.村落的瓦解使“熟人社会”变成了“生人社会”，失地失业的农民生活方式发生骤变，产生了对身份的焦虑和对“文化平权”的渴求，“人虽上了楼，思想行为却上不了楼”，农民回迁楼与商品房、保障房等多种居住业态并存，人口结构的复杂形成了差异化的生活文化需求和新的社会矛盾。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为调研对象，通过对该区“农民上楼”集中片区4个多月的调研走访，采取实地观察、问卷调査、访谈座谈、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农民上楼”地区突出存在的文化现象问题，继而提出了对“农民上楼”文化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希望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建立农村公共文化管理组织的新模式：
城乡文化二元体制是“农民文化不平权”的总根源
从上世纪50年代代起，中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以统购统销政策为起点，从经济上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以严格的户籍管理，在制度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中国逐步形成了割裂城乡的二元社会模式，人为地将本属于一个国家的公民，刚性地划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地埋板块结构”,户籍不同、身份不同，出生地决定了人生命运，农业粮、商品粮使中国的城乡有着不同的生活。这沖社会结构也直接反映在文化资源配置上，政府投资“重城市而轻乡村”成为惯性，几乎所有一流的文化设施、文化人才、文化资源和文化活动均集中在城市，而农村文化体系不断被边缘化，乡村文化不断衰落，进而形成了发展相对分割、组织不健全、互动机制缺乏、体系严重失衡的城乡文化二元体制。农民们上楼后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成为了“新市民”，但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还与真正的城市居民有着很多的“不平权”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时间分配的“不平权”：政府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时间设计多是应对城市人上班族的生活习惯，对于上楼后的农民群体，全天的闲暇时间难以充分填补，也没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反之，也有部分新建社区由于人手安排不足，其文化设施的开放时间与上班族同步，久而久之这些设施就成了留守中老年人的专属服务地点，.年轻人却鲜有光顾。
空间布局的“不平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城市优先发展政策”.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由国家提供，农村同类设施主要靠农民自主解决，国家只给予适当补助。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但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布局不合理，部分文化设施或资源质量较差、新颖性不够或不合农民群众口味，难以激发起农民群众体验和利用这些文化设施的兴趣，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高大上”的设施，其功能内涵却趋于同质化，千篇一律。
文化消费的“不平权”。城乡文化消费的差异只是总体上的，忽视了农村少数高收入群体已达到甚至超过城市中低收入消费水平的情况。在城市化过渡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有着收入差距扩大之势。对以城市为主体的富裕型、极富裕型的消费群体，现有大众文化消费供给巳经过时，而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供给有待开发。
“农民上楼”前后的分析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城市化疯狂推进，资源被電新分配，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上楼”使农民在职业和身份上转化成为了“非农农民”，一部分人成为财富传奇，另一部分人却是血泪故事，大多数乡下人在城乡间揺摆，他们对身份的变化产生焦虑，他们或许身份仍是农民却已失去了土地，他们或许已生活在城市却无法被城市所接纳。在经济生活方面，“上楼”对中老年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劳动寿命的缩短和流动性失业，而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说影响甚微，还提供了暂时性的就业安置岗位；在失去固定经济来源的同时，农民还面临着过去低成本生活的终结，以及暂时性或永久性社会保障办理的滞后,不得不承受社会保障悬空的隐患.部分农民在突然得到巨额现金时迷失了方向，他们不再担忧基本生存问题，却又陷入了补偿款滥用的漩涡；在社会互动方面，“上楼”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裂变和重构，村落的瓦解让原本的“熟人杜会”分崩离析，新社区的组织秩序尚未建立，居民的舁质性使这些“新市民”失去了归属感，一下子步入了“陌生人社会”。农民们与亲友面对面的互动方式逐渐减少,相互间的社会联系冷漠化、稀薄化，一些传统民风习俗也渐渐淡化。征地过程中的矛盾瓦解了村落共同体的团结，终结了群体过程在维护村民权利中的作用，造成了村民间的分化；在身份认同方面，由于职业区别、思维差异、能力素质分野以及享受社会权利的权力不平等导致了农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焦虑紧张、自我认知失调、相对剥夺感及社会认同的模糊化。
北京市朝阳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此次我们选取了朝阳区作为主要调研对象，通过与朝阳区农委、区文化委等有关部门的座谈，以及重点调研走访了孙河、崔各庄、来广营、将台、金盏、东坝、常营、管庄、南磨房、王四营、十八里店等农民上楼集中片区，重点了解了有关地区农民搬迁上楼实际情况、现有人口结构组成、重点文化需求及突出反映的文化问题等。
农民上楼不仅仅是从平房到楼房这么简单，形式上实现上楼容易，但是要完成思想上，行为上的上楼需要一个过程。农民上楼的回迁房与农民工聚集的“城边村”、“城中村”及新建的高档商品房、外区县保障性住房等多沖居住业态并存，导致人口结构日益复杂，进而又演化成为差舁化的生活文化需求和新的社会矛盾。以朝阳区的常营地区为例，它原是北京市近郊区唯-的回民乡，回民占总人口数的70%,但如今常营常驻人口已甶最初的4.9万人激增至17万人，而居住人群也分为了三类：一是由原行政村拆迁上楼形成的农村社区，居住都是本乡原有人口，约1.4万人，占地区总人口不足10%;土地开发建设形成的商品房社区，居住多为城市白领，约占地区总人口的40%；核心城区人口外迁疏散形成的保障房社区，这也是该地区人口成倍増长和人户分离现象S突出的社区，占地区总人口的50%,此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等外来人复杂的人口组成导致对文化的诉求呈现出差异化、分散化、多样化的特点，但由于公共文化建设发展并未与人口发展同步.内容形式均比较单一，对居民缺少吸引力，4致文化活动参与度积极性偏低，公共文化设施从体鬚和功能规划上也无法满足百姓的多样需求，导致百姓集中反映的文化设施配套不足、功能缺乏、活动顶目贫乏等问题.像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农民上楼片区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根据调研，农村地区百姓普遍反映缺乏综合性大体量室内文化场所，设施普遍存在功能性短缺、空间分散狭小等现象。“农民上楼”带来文化服务群体迅速扩大，从过去相对固定、人数较少的.爱好者群体，扩大到急需以文化填补生活空白的广泛民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体，进而形成对文化设施需求的井喷式增长。此外，保障性住房带来大批城市新移民，区域人口急剧增长，但文化设施诖设却未能及时与之匹配。地区文化服务中心普遍存在固定人员少、临时人员多、一人多职、人员流动性大、缺乏专业性等问题。各文化服务中心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多由社区工作者或聘用人员组成，编制被其他科室占用、空编等情况比较普遍。农村文化干部专业素质尚显不足，需进一步加强对文化干部的业务培训，提高专业能力。
在“农民上楼”的诸多问题中，较为突出的是“组织匮乏”,村落的瓦解使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在上楼后精神没有了依归，无论是拆迁腾退改造过程中的地区、还是新建的农民上楼社区，均未建立起能够倾听农民/新市民诉求，为他们排解实际困难、化解矛码、疏解情绪的组织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近年来，“农民上楼”集中地区群体上访数童呈急速上升趋势，集中反映的矛盾问题涉及拆迁腾退、资产处置、居住环境、就业增收、福利保障等方面。为了让农民上楼群体好的实现融入与转型，同时享有与城市群体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权益，我们进行了如下方向的思考：
应对失地农民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缺失问题,重点是帮助他们重新构建对新城市社区丨洋体的认同.对此，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在垡头地区率先实践的居民文化自治组织“文化居委会”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这是一个基于公共文化民主治理的理事会组织形式，团结吸纳所在地区工人、农民、农民工、大学生等各层面社会组织人群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通过议事了解公共生活领域的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的文化诉求，通过票决形成决议。居委会是团结的方式，议事是发挥民主、反映民意的途径。如由文化居委会居民票决举办的‘大碗茶故事会”活动，打破了以往“我演你看”的文艺方式，开辟了让老百姓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讨论社区共同问题的平台，化解新居民“邻避”现象，为新城市居民创造沟通交流的机会，让陌生人走出家门逐渐融入新的社区群体，重建陌生人社会的文化秩序，让“生人”变成“熟人”，“熟人”变得更亲，这样的活动也成为了居民民主生活的延伸，更成为文化馆跨越文艺人口，参与构成当地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社区开放教育的生长点。
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各地都有专为民众设立的宣讲处。试想如果能够组织成立一支专门为“农民上楼”群体设立的宣讲团，为政府与百姓建立起宣传沟通的渠道，引导农民如何完成好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包括身份的转换、生活方式习惯的转变、上楼后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等等，相信必能对化解“农民上楼”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朝阳区巳通过文化馆成立的“新民学校”和“流动文化馆”等特色组织项目，探索对“农民上楼”群体有针对性地进行宣讲教育工作，并积极鼓励本地农民群体现身说法、共同组织参与。同时，要加强对上楼农民的文化素质、再就业技能等培训，比如通过再就业培训调动农村劳动力组成水电.绿化、物业、保洁、保安、城管等专业队伍参与社区管理，既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又可为社区提供服务，多渠道、多途径促进农民群体与城市化进程的融入。提高农民适应城市化发展的综合能力，搭建农民再就业平台，推动农村城市化发展。
政府应进一步鼓励民间文化机构的发展，对他们给予政策或资金扶持。传统上，我们大多更关注体制内的文化机构，而忽略了那些在基层开展得如火如荼的、由百姓自发形成的文化组织力量。比如朝阳区由农民自发成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文化大院”，在农忖文化建设、民众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已有9家大院得到了扶持挂牌，还有3家正在调研，这些都集中在“农民上楼”的规划地区；再比如在金盏皮村“打工青年文化中心”，就是一个由各地外来务工人员自发成立的民间非盈利性机构，他们活跃在朝阳区，而组成的农民工来自全国各地，2005年被朝阳区文化馆发掘并给予扶持，进入了蓬勃发展期，由他们与文化馆共同创办的品牌“打工春晚”得到了副总理刘延东的批示。他们传递了一个信号：身处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普通劳动者，作为一股新生文化力量，正在登上文化舞台。他们在舞台上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以文艺的方式开展与社会沟通、交流与合作，并确认和创造着带有自身特质的文化标识。这样的引导方式也同时揭示了，让他们“融入有机会、发展有希望、生活有尊严”才是公共文化介入城市新移民群体的可能性。
加强载体灵活的流动性文化服务，缓解因公共文化设施配套不足或布局不合理造成的文化真空带。应对地区百姓人口特点、集聚区域、个性化需求等及时进行地点及功能的调整a建议启动“30天文化中心”计划，依托农村郊野公园、文化广场等室外活动场地，利用集装箱搭建短期室内活动场地，以地区民众对文化的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合理的功能设计，可兼顾图书室、展室、活动室、培训室、演艺平台等多重功能，以30天为一周期，便于轮流安置和功能调整，在此期间，充分调动朝阳区文化优势资源浓缩到农村，与地区联合开展交流、培训、调研、演艺等活动，送到农民百姓身边。此外，要进一步形成文化需求的收集反馈渠道，挖掘培育民间文化和区域特色，创新文化服务形式为满足更广泛多层次的文化诉求，积极发挥地区级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村地区提供高水平优质文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