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之论、苟子的性恶之论以及扬雄的性善恶混的理论，都是针对中品之性而阐发的，并没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恶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韩愈的“性三品”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的“性三品”说
中国古代的心性理论集中在有关人性善与恶的讨论上，先秦时期的人性理论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流派：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到了两汉时期，性无善恶论发展为扬雄的人之性善恶混，性有善有恶论发展为董仲舒、王充的性二品。韩愈主张性二品，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简单化地判断：“韩愈关于性二品的观念继承了汉代董仲舒和王充的性三品说”。实际上，韩愈“性二品”的人性理论，其实质是孟子的性善论。
一、“性三品”说的内涵
先秦时期提出人性论影响力最大的，也最有权威的莫过于孔子。据论语载“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指人的天赋本性是相近的，因为后天习染不同，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继孔子之后，言人性者越来越多，如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主张性善，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礼之端的辞让之心，智之端的是非之心。而告子则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或者性可以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者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尧为君而有象。而后，又有荀子的性恶之说，扬雄的性善恶混之说，以及董仲舒的性二品说。
前人对于人性理论的分析，有优点也有不足，韩愈吸收总结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性二品”说，他以仁、义、礼、智、信为人性的内涵，将人性的本质归结于道德理性，他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看做出白于孟子。
韩愈在《原性》中称“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指的是“五常之性”是与生俱来，是人固有的本性。我们可以这样说，韩愈对儒学发展最重大的贡献，就是选择孟子而不是荀子作为儒学的正统。
二、“性三品”：五常的完备与缺失
如果说，性具五常是将人类的本质属性抽象为先天道德理性的话，那么，性分二品则是将这种抽象的德性具象为具体的人格类型。
“性之品有上中下二：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己矣。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上品的“性”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上智”，它是纯善不恶的，因为它上主于仁而下行于礼、义、信、智。这种人天生就完全符合统治阶级所言君子的道德要求。
下品的“性”类似于孔子所说的“下愚”，它是居恶不善的，因为它上逆于仁而下悖于礼、义、信、智。韩愈认为，这些人与生俱来就达不到道德标准，而且因其先天之不足，即使通过教育也得不到很好的升华。
中品的“性”则是居于“上智”与“下愚”之间的，是可善可恶的，因为它虽具仁德，但仍不免有时违逆仁德，且其在下的礼、义、信、智四德也是杂而不纯的。这些人与生俱来就不能完全符合君子的道德标准，虽然他们先天有所不足，但却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而达到性之上品，如果缺乏好的教化则会堕落为贼寇。
韩愈认为，孟子的性善之论、苟子的性恶之论以及扬雄的性善恶混的理论，都是针对中品之性而阐发的，并没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恶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唯有“性二品”说才是完善、全而的，才可以正确地解决人性善恶的问题。
三、“性”与“情”的.相互统一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人性论从来都是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人性论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乃至其他思想的理论基础。而韩愈在分析完“性二品”说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性”与“情”的关系，则是韩愈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愈认为，人人都有“性”有“情”，“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是随着人的生命诞生而产生的；而“情”则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的感官接于物即与客观事物接触之后而产生的。
韩愈指出“情三品”也分为二等，“情”的具体内容包括：喜、怒、哀、惧、哀、恶、欲。上品之情是对七种情感之生发，“动而处其中”，即情感的表达比较适中而合乎理性；中品之情是对七种情感“有所甚，有所亡”，即有些方而表现得太为过分，有些方而则表现得不够充分，但是其动仍然努力合于中道；而下品之情，对情感的生发则是“亡舆甚，直情而行者也”，即多过于不及，且肆情纵欲，不加节制。
每一品中的情和性，都是相互配合的。上品的“情”对应上品的“性”，此时七情虽动，但其动皆合乎中道；中品的“情”对应中品的“性”，此时七情之动或有过、或有不及，但其动仍然努力合乎中道；下品的“情”对应下品的“性”，此时七情发动，多过于不及，且肆情纵欲，不加节制。
“性”与“情”二者密切联系，而且只有两者统一，才能生发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四、误读“性三品”说
现代学术界对韩愈的“性二品”理论存在两大误会：其一，“性二品”划分的实质是阶级歧视；其二，下品之性不可移易，阻断了人们白新向善之路。
有人把韩愈人性论中的“上品之性”认定为统治阶级，“下品之性”认定为劳动人民，或者说韩愈的上、中、下三品就是指君、臣、民。但事实上，韩愈的《原性》乃至整部韩愈集中，也找不出这样判断的只言片语。恰恰相反，《原性》—文中所列举的下品之人，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劳动人民：“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其必以贿死；杨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尧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习非不善也，而卒为奸”。叔鱼、杨食我、越椒、管叔、蔡叔毫无疑问都属于贵族，怎么能说韩愈的“下品之性”就一定是指劳动人民？
由六朝的门阀社会到宋代的市民社会，唐代是一个过渡阶段。门阀贵族势力的消退和庶族士民势力的兴起，正好发生在中唐时期。韩愈的家庭并非贵族，他本人作为庶出子弟，更没有可供炫耀的门第资本。韩愈同情出身低微的社会下层人士，他的人性理论选择孟子的人性善论作为根基，正是为了给众生平等提供理论依据。所以说，指责韩愈“性三品”歧视劳动人民，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个误解，人们认为韩愈“性二品”的人格类型化方法会不会过于僵化，从而阻断人们白新向善之路？韩愈确实有过这样的表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韩愈以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依据，断言人性二品不可移易，似乎确有僵化的危险。但是，韩愈所谓的“不移”，也是有条件的。所谓“不移”就是指“困而不学者”。身陷困境仍然不肯学习，他又怎么可能“移”呢？当然，如果他愿意学习了，他就成为“困而后学”之人，仍然是可以“移”的。
韩愈认为通过后天的伦理道德教育可以使上品之性“就学而愈明”，即教育能使上品之人天生之善性进一步得到发展，行为上更加符合道德规范；而中品人之性属于“可导而上下也”，即可引导向上也能诱使向下，因此教育对于中品之人的改造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对于下品之人也不是不可改造的，通过教育同样可以改善其恶性。人是否能够向善子白新，取决于它自己是否愿意学习。所以说，指责韩愈的“性二品”阻断了人们白新向善之路也是不对的。
韩愈将人类本质属性划分而提出的“性情二品”说，无疑给了后代极大的启迪。他的“性二品”理论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人性的内涵，并以五常的完备与缺失区分人性的存在状态，而他理论的实质是孟子的人性纯善，其价值取向则是众生平等。可以说在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韩愈的人性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国学常识：韩愈简介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这段时间里，韩愈曾尝试与官员交游，写过《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疏》等文字，他有名的“相须”、“相资”之说就是在此时提出的。他的干谒书函，始终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那就是健全国家发现人才、引用人才的制度。
在第一次博学宏词试中，韩愈在被中书省复审后驳下落选。这一则是因为他不肯效仿“浮嚣之徒”游于公卿之门，专事干谒的举动，二则是他的古文主张及文风依旧不能被接纳。随后的考试依然如第一次一样失败，韩愈生活的窘困也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马厌谷》、《苦寒歌》都是他在此时的作品。
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