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道德是一种“耻感道德”，而非“罪感道德”。yuwenm小编整理了菊与刀读书笔记，欢迎欣赏与借鉴。
菊与刀读书笔记【篇一】
首先，我对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特征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买了很久都没有看。直到在某次课程上被歧视女性的法学教师气到，发誓回家以后就立刻把这书看完，顺便把读书笔记甩他脸上。不过了这么久我已经没有这种气愤了，懒得理。
其次，这本书是二战时期美国为了研究日本战略而请一位学者写的书，这位学者并没有到过日本。所以这本书有时间上的限制，研究的是传统日本的社会状态，也有偏向性，并不是为了学术专门去研究日本。
最后，这本书里日本传统社会的整个制度、价值观、社会结构都让我很反感。这是一种彻底的阶级社会，从底层至高层都发自内心支持的阶级结构，就连活的不如狗的草民都认为自己这样生活是理所当然。从我看书时对这种认知的反感，我反而认识到自己接受的是怎样的价值观，对，没有人能够完全客观，我选择的，或者说被选择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国家价值观，从小就被这种观念洗脑，哪怕与现实并不会完全符合，但面对不属于这个价值观的体系会达到生理性反胃的水平。
不过这并不能掩盖这本书的优秀。最起码让我明白了很多以前很不解的地方，说到底是思维以及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导致观念差异。这就像有的地方摇头代表同意，有的地方摇头代表不同意。而且并不是这么直观的表现，而是潜藏在思维的最深处，最终导致大相径庭。
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受中国影响很深，很多地方与中国有共通之处，但是最终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却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的东西日本拿去了，然后改造成了他自己的东西。看起来似乎一样，实质已经变了。
我相信现代日本并不完全是书中描述的状态，或许有相同之处，但社会是在发展的。看完这本书之后，有机会去书店，我都会去搜寻一下有没有研究现代日本的书，很遗憾的是，虽然写日本的书很多，毕竟是与中国有着无数孽缘的国家，但是像这本书一样认真研究，从深层分析的书几乎没有。于是我添了一个新的疑惑，这是为什么?
这本书算是看完了，后续并没有继续研究日本历史的读书计划，我还是对中国自己的历史更感兴趣一些，连自己祖宗的事都没弄明白呢，管邻居是什么样干嘛，嗯，我就是这么想的。
菊与刀读书笔记【篇二】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她利用了自己所受到的专业知识教育，通过把战时生活或者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原形，同时通过阅读大量有关日本的文献和日本文学和电影，并作出了最终日本会投降这个论断。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她准确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不同，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虽然距离这本书最初写成已经有了将近60年，世界格局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首选文献。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不同，他们认为：只要各国都拥有绝对的主权，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日本必须为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斗争。这个历史使命只能由日本来完成，因为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国家，也只有她最了解“每人都摆正自己位置”的必要性。日本是一个崇尚等级的`国家，从中国汲取来的关于等级的观念，在这个国家里生根发芽，根深蒂固。日本文化里有种各得其所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虽然这和平等自由等观念相悖，但自由也有种含义就是尊重每个民族自己的选择，因此对这种社会准则，我们没权评论。但可怕的是，日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把各得其所当作最高准则。他们不仅为每个人找到位置，而且越俎代庖的要为每个国家打上标签。这正是日本发动太平洋的动机之一，他们认为自己在该地区内是处于等级的高序列，因此它要整饬这个地区的秩序，让每个国家处于自己应该的位置。这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输出，背后的精神内核就是这可怕的等级制。
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狂热精神信仰的民族，相信精神胜于物质的力量。早在上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军国主义者荒木大将透过《告日本国民书》，宣扬日本的“真心使命”，在于“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这表明军人对天皇陛下的效忠。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最高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很多曾经在战场和日本接触过的美军，都会谈到日本那种视死如归的气势。这种必死的信念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天皇的忠诚。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虽然在日本接近700多年的历史中，天皇只是在扮演一个傀儡的角色，但这并不能消减天皇的精神力量。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中国文化中的仁扮演的是一种内省的力量，调和着各种矛盾，接近于最高行为准则。一个不仁的皇帝会被民众反对，只是因为他行使的是不是仁。而皇帝，也一直试图宣布自己是天庭仁道的人间代理。而日本，则完全摒弃了这种伦理。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而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这两种力量完全则是成为了合力。
日本文化当中注重恩和情义，对日本人来讲，给人恩惠实际上相当于一笔重要的永久性的投资;而报恩则是另外一回事，它必须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人们施恩不是美德，而报恩却是美德。人们为了报恩而积极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美德。日本人把“报恩”这种行为按不同的规则分成了好多种，但每种恩情都是无论过了多长时间、或是做了多少努力，还无法彻底还清的。对于同等厚重的恩情哪个先报，哪个后报问题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对于那种永世难报的恩情，日本人称之为“义务”，认为：人们永远连那份恩情的万分之一都无法回报。这种难以回报其万分之一的恩情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孝”;另一类是报答天皇的栽培之恩，即“忠”。这两者都是强制性的，是任何人都必须履行的。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忠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明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天皇被作为神裔来看待。由于忠是被献给最高统治者的， 因此就只能献给虽然只有精神统治力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天皇在这里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符号。在西方社会中，虽然也要求对某种精神符号忠诚，比如忠诚于国家或者忠诚于自由平等等等，但这种忠诚，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的实践，国旗等同于国旗后面所蕴含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一般都是普适的。而日本那种对于天皇近乎神般的崇敬和忠诚，则成为一种准宗教。在宗教中，神的发言是没有人可以质疑对错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对国家尽忠和对父母尽孝道的思想区分了开来。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精髓，所谓的“忠”、“孝”都是汉语中的字眼。但是，两国间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在中国人眼中，“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的心”。同样，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理所当然地可以揭竿而起。“仁”是使他人忠诚的先决条件。帝王皇位的巩固和人们对文武百官的服从全在于统治者施与“仁政”。中国的智者在与人们的交往中也讲究“以德服人”。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之外的，它从未享受过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如此崇高的地位。
鲁思.本尼迪克特得出结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他们以知耻为德行之本，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在耻感道德中，如果恶行没有被暴露到社会上，那么就不必懊丧，坦白忏悔是多余的。而罪感道德则诉诸于良心与超自然事物，恶行本身就会令行为者痛苦。
日本的文化，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除非你是一个日本人，否则你永远无法理解日本这个民族。对于这个民族我们太多的困惑，抛开历史，日本这个民族同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最后，我想，还是本尼迪克特的一句话最能完整的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了解的民族，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
菊与刀读书笔记【篇三】
酝酿了很久要写这篇东西，但每次要写的时候总是爱不释手，总想多看一点。这是一本非常“刺激”的人类学巨著，非常适合闲暇时翻看。而且，我相信，这种漫不经心的翻看最终会激起大家进一步细致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人类学相信，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这种种行为便构成一个大体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必然有其稳定性，因为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势必陷入混乱与不便，人们必然力求在一切方面都能和谐一致。这一来，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道德观念总是掺混而无法分开的，或者说它们可以彼此推导，或者说它们有着同样的渊源。因此，作者希望能用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列举各种细微的现象，从而“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近之惑”是一切人或群体、民族都不能避免的。任何民族自身的状况，对该民族来说，仿佛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洞穴假象”使得任何人都倾向于在多数方面都以自己为标准尺度。我们从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于是我们最好依靠本书作者那样的西方人来把他的观察表达出来。
任何社会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而且这个依据被直接决策者梦想为是属于上述的“价值体系”，那么它必然会受到这个群体最大限度的、最为持久的支持。比如，对美国与中国来说，他们都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轴心国的侵略，这与两国的价值体系是符合的，因此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即使是侵略者也会寻找自身的正当性支持，欺骗和煽动自己的百姓是没有深远意义的，莫索里尼的结局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日本国内即使在逆境中也不曾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起义;反而要“坚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永远不会像德国人那样把错都推到希特勒身上，很少会有人抱怨天皇的。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侵略”可以归入他们的价值体系的，至少是不矛盾的;或者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不同意“侵略”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那么他们这个奇怪的价值体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日本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民族。二战投降的前夜还喊着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
日本军人战争中的表现使人深信这一点。而当天皇宣布投降之后，美军士兵便可以放心得独自上街买日用品。美军进入乡村后还受到百姓的列队欢迎，妇女摇着婴儿的手来“表达”他的喜悦。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日本人处心积虑得想要“卧薪尝胆”吗?难道一个民族居然可以心照不宣得进行一场集体的忍辱负重吗?
本文将用《菊与刀》一书来解答这两个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实际上，再奇妙也是有原因的，“奇妙”也是有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