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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封伦传》原文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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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旧唐书封伦传》原文及译文,希望大家喜欢!

封伦,字德彝,观州蓚人。北齐太子太保隆之孙。父子绣,隋通州刺史。伦少时,其舅卢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识过人,必能致位卿相。”

开皇末,江南作乱,内史令杨素往征之,署为行军记室。素将营仁寿宫,引为土木监。隋文帝至宫所,见制度奢侈,大怒曰:“杨素为不诚矣!殚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将获谴。伦曰:“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果召素入对,独狐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妻年老,无以娱心,盛饰此宫,岂非孝顺。”素退问伦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后,妇人也,惟丽是好,后心既悦,帝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伏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骤称荐于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

大业中,伦见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每有承受,多失事机。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主心。外有袁疏如忤意者,皆寝而不奏。决断刑法,多峻文深诬;策勋行赏,必抑削之。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日坏,皆伦所为也。宇文化及之乱,逼帝出宫,使伦数帝之罪。帝谓曰:“卿是士人,何至于此?”伦赧然而退。化及寻署内史令,从至聊城。伦见化及势蹙,乃潜结化及弟士及,请于济北运粮,以观其变。遇化及败,与士及来降。高祖以其前代旧臣,遣使迎劳,拜内史舍人。寻迁内史侍郎。萧瑀尝荐伦于高祖,高祖任伦为中书令。太宗嗣位,瑀迁尚书左仆射,伦为右仆射。伦素险彼(bi,不正),与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尽变易之,由是与瑀有隙。

史臣回:封伦多揣摩之才,有附托之巧。党化及而数炀帝,或有赧颜;托士及以归唐朝,殊无愧色。当建成之际,事持两端;背萧瑀之恩,奏多异议。太宗,明主也,不见其心;玄龄,贤相焉,尚容其谄。狡算丑行,死而后彰,苟非唐临之劾,唐俭等议,则奸人得计矣。

(选自《旧唐书卷·六十三》,有删节)

1.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署为行军记室署:委任。

B.非吾所及 及:比得上。

C.虞世基幸于炀帝而不闲吏务闲:娴熟。

D.狡算丑行,死而后彰彰:表彰。

解析 D.彰:明显,显著。

答案 D

2.以下六句话分别编为四组,全部直接表现封伦“揣摩之才”的一组是()(3分)

①公当弗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诏 ②素负贵恃才,多所凌侮,唯击赏伦 ③ 伦赧然而退 ④伦又托附之,密为指画 ⑤后心既悦,帝虑必移 ⑥乃潜结化及弟士及

A.①③⑤B.②③⑥ C.①④⑥ D.②④⑤

解析 ①④⑤⑥均直接表现封伦“揣摩之才”,②间接表现,③封伦感到羞 愧。

答案 C

3.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因为隋文帝与杨素有矛盾,所以对杨素营建仁寿宫非常不满,杨素非常害怕。封伦深谙皇后的爱好及文帝与皇后的关系,劝杨素不必担心,结果,正如封伦所言。

B.大业年间,虞世基受到隋炀帝的宠幸。虞世基由于不熟悉政务,因而失误颇多。但得到封伦的帮助,他日益显贵。

C.宇文化及反叛,逼帝出宫后,让封伦列举炀帝之罪状。在炀帝的严厉斥面前,封伦惭愧地退下,自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D.封伦非常嫉妒曾经推荐自己为官的萧瑀,在太宗面前,经常把两人事先商量好的上奏的内容任意改变,导致二人有了矛盾。

解析 A.“因为隋文帝与杨素有矛盾,所以对杨素营建仁寿宫非常不满” 因果颠倒;C.“自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无根据;D.“封伦非常嫉妒曾经推荐自己为官的萧瑀”文中没有根据。

答案 B

4.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至尊性俭,故初见而怒,然雅听后言。

(2)骤称荐于文帝,由是擢授内史舍人。

参考答案

(1)皇上生性俭朴,因此当初一见宫殿的宏大华丽就发怒,但是皇上向来听从皇后的话。

(2)杨素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举荐封伦,因此封伦被破格提升为内史舍人。

【参考译文】

封伦字德彝,观州蓚县人。祖父封隆之,任北齐的太子太保。父亲子绣,是隋朝通州的刺史。封伦年少时候,他的舅舅卢思道常常说:“这孩子聪明见识超过一般人,将来必定官至卿相。”

开皇末年,江南发生叛乱,内史派杨素前去征伐叛军,委任他当行军书记官(记室)。杨素将要(负责)营建仁寿宫,(被)召回担任土木工程建筑监督。随文帝来到仁寿宫住所,看到宫殿规模宏大,奢侈浪费,大为恼怒,说:“杨素是不忠诚老实的,用尽百姓的.财力,装修宫殿,替我在天下百姓中结下怨恨。”杨素非常害怕,担心将(因此)遭到贬谪。封伦说:“你应当不要担心,等到皇后来到,对你必定有所恩赐。”第二天,果然杨素被召入宫对话,独狐皇后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们夫妻年老,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散心,隆重地装修了这座宫殿,难道不是对我们的孝顺吗?”杨素退朝下来问封伦道:“你凭什么知道皇后会恩赐我?”封伦说:“皇上生性俭朴,因此当初一见宫殿的宏大华丽就发怒,但是皇上向来听从皇后的话。皇后是一个妇人,只喜好华丽,皇后内心如果高兴,皇上的心思也一定因此而改变,这就是我知道的原因。”杨素叹息佩服道:“揣摩推求的才能,我是比不上的。”杨素依仗荣贵和有才能,对人大多欺凌侮辱,只有对封伦十分赏识,送给财物。多次在皇上面前称赞举荐封伦,因此封伦被破格提升为内史舍人。

大业年间,封伦看到虞世基受到隋炀帝宠幸,而虞世基又不娴熟政务,常常接受皇上的诏令,但办事大多失误。封伦就又依附虞世基,暗中替虞世基指导谋画,宣布执行皇帝诏命,谄媚顺从皇上。下面如有违背皇上心意的奏章,都扣压下来不上奏。判决刑事案件,措词严厉,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极尽诬陷;记录功勋,实行奖赏,一定要抑制和削减。因此,虞世基日益得到皇上的宠幸,日益尊贵,而隋朝的政治日益败坏,都是封伦所干(而造成的)。宇文化及发动叛乱,逼迫皇帝逃出皇宫,指使封伦列举皇上的罪状加以责备。皇上对封伦说:“你是一个出来求官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封伦羞愧地退回来。化及不久就委任(封伦)当内史今,让他跟从到聊城。封伦看到化及的势力日益窘迫,就暗中勾结化及的弟弟士及,请求到济北运粮来观察情势的变化。待到化及失败,和士及一起来向(唐军)投降。唐高祖因为封伦是前朝的旧臣,就派出使臣来迎接慰劳他,授予他内史舍人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为内史侍郎。萧瑀曾经向唐高祖推荐封伦,唐高祖任命封伦为中书令。唐太宗继位时,萧瑀升调为尚书左仆射,封伦升调为右仆射。封伦向来阴险心术不正,和萧瑀商量好可以向皇上上奏的事,到了太宗皇上的面前,全都改变原议,因此和萧瑀有了矛盾。

史官说:“封伦有揣摩推求他人心意的才能,又有随机应变依附别人的聪明。和化及结成同党而历数炀帝的罪状,也许有惭愧的容颜;巴结依附士及而归顺唐朝,却完全没有羞愧的脸色。当建成执政之时,办事举旗不定,持两种态度;背负萧瑀的恩义,上奏时有太多不同的意见。唐太宗,是一代圣明的主上,没有发现他的私心;房玄龄,是一代贤明的宰相了,尚且还容允他的谄媚。狡猾的谋画、可耻的行为,死了之后才彰显出来,如果没有唐临的弹劾,唐俭等人的奏议,那么奸狡之人的阴谋就能够得逞了。

拓展:《旧唐书》简介

唐朝历代都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

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

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