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范家村，虽然那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离县城只有70里，但交通极为闭塞，至今仍然没有通公交车，村民出行很不方便。
我家住在村子从前数第二排偏西。那是一个三间土屋的院落。深深的院子，西墙边的中间有两间羊圈，圈北是一个放柴草的圐圙；圈南是一片空地，用矮矮的石头墙围成，有时也种些菜。多雨的年份，菜会长得特别茂盛。一个小花坛紧挨东墙中段。
三间正房两扇门，西边那间是单开门的杂房，放些农具、烧火粪等。虽有窗户，一年四季用泥抹得严严实实。东边那扇门，进门是个一米多宽的过道，东西各一间屋子。老屋没有顶棚，房顶的椽檩等都裸在外面，多年的烟熏火燎，又黑又亮又脏。房顶经常有东西掉下。吃饭时，常有脏东西会掉在碗里饭盆里。从我记事起，东边那间也是间杂房，窗户常年用泥抹着，虽然留着两个小方格通风照亮，白天进去也像地洞一样黑。找东西都要点亮煤油灯。就是这间房，曾经是我的出生地；就是这间房，妈妈因生妹妹死在这里。西边那间是我们全家的生活场所。一盘不大的正炕，正好可容纳三口人。偶有客人到来会觉得拥挤。紧挨北墙放着一个紫色的粗糙大柜，柜上摆满了生活用品。西边紧挨炕是一个很大的灶台，用土坯垒成。上边放着一口大锅，上面盖着又黑又亮的木头锅盖。隔三差五奶奶会用白泥土刷那个土灶台。灶台北边是放柴火的地方。天气冷的时候，柴火会堆得高高的。每到冬天，整个北墙都是湿漉漉的。气温下降，墙上会出现晶莹的冰凌花。蒸饭之时，气雾充满屋子。虽是共处一室，炕上地下的`人，互不见面。饭蒸熟后，开门放气，然后坐在炕上吃饭，整个屋子像刚过了水似的。家冷饭凉得快，所以吃饭速度要快些。
冬天家家都要披房，就是把胡麻秸秆吊到房顶，均匀地铺平，下面是一层厚厚的小麦、莜麦的壳，然后压上重物。这样屋内就暖和多了。严冬酷寒之时，上炕都不敢脱掉鞋子，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脱鞋。那时每家炕上都铺有苇席，只有干部家才铺大毡。孩子多的人家，一块席子铺不到一年，尽管如此，一般人家都要等到过年才买新席子。那时席子一块好的六七元，差的两三元。快过年了全家大小前呼后拥，抱着一块席子回到家，新席子铺在炕上，全家人乐在脸上，喜在眉梢。
冬天的土屋太冷了，简直像个冰窖，睡觉时把全部衣服都搭在被子上，还要再盖些别的东西，没有褥子只好睡在苇席上。最发愁的是早晨起床，天冷时，紧挨脖子的被头会出现一圈雪花，衣服凉得像块冰，穿上衣服时冷得上牙下牙直打架。
老屋虽然很冷，但童年的我还是很快乐的。快过年时，天蒙蒙亮，躺在被子里，欣赏着窗户上小方格里的窗花，那种欣喜、那种高兴真是难以言表。窗花是新年的象征，新年到，会有好衣服穿、会有好吃的吃，新年是小朋友最最向往的节日。
打我记事起，爷爷就是村干部，农闲的时候，吃完晚饭，爷爷总是出去开会，等我们睡熟才回。爷爷一走，奶奶就吹灭煤油灯坐在炕上，我偎依在她的身旁，听奶奶讲故事，她脑子里所有的陈芝麻烂谷子统统讲给我，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听着。
东边那间屋子，后来住进一个从县城调来的公社干部。记得两口子都不是本地人。阿姨是个家庭妇女，话很少，神经有点问题，常常扔下她的小孩去公社找他丈夫。阿姨的家常饼做得很好，高兴时会送饼给我吃。
后来土屋用铁丝做框架，糊裱了纸顶棚，我一有时间就躺在炕上，看顶棚报纸上的东西，总是看不够、看不腻，顶棚给我带来了意外的快乐。
高中毕业后，我当了民办老师，经爷爷同意，我决定要换窗户。后来爷爷请来木匠，做了两开的玻璃窗，老屋一下变亮堂了，闲暇之时，奶奶就坐在窗前晒太阳。
我结婚后，住进学校宿舍，老土屋的菜地成了我们夫妻的劳动场所。
1986年，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亲把老屋卖给邻居，邻居在老屋旧址盖起了砖房。每次回家，我都要在老屋门前走几次，老屋在我心中永存。